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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明遠:中國教育發展新時期,仍需轉變應試教育觀念|新中國70周年?民生訪談①

新中國建立70年以來,伴隨著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師資隊伍逐漸壯大和教育法律逐步完善,我國進入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新時期?;厥贅母鍥鸕?,圍繞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相關問題,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著名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

顧明遠接受界面新聞專訪 攝:譚佳樂

記者|黎文婕 實習記者|陳佳佳

編輯|劉海川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國教育的改革發展也走過了不平凡的70年。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長期動蕩的局勢,百廢待興。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教育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70年間,伴隨著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師資隊伍逐漸壯大和教育法律逐步完善,我國進入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新時期。

但改革變中有阻:教師隊伍質量仍待提高,城鄉教育差距難以解決,唯分數論亟需打破……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回首改革起點,圍繞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相關問題,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著名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

作為新中國比較教育學科的創始人之一,顧明遠教授曾擔任過中國教育學會會長,中國教育學會比較教育研究會理事長,世界比較教育學會聯合會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等職。

顧明遠:高考改革不應只看分數|新中國70周年•民生訪談①

從事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70年來,他多次擔任國家及教育部重大項目的負責人,先后參與多次重大教育改革政策研究和咨詢工作,并參與了高等教育法、教育基本法和教師法的起草工作。以下為編輯整理后的專訪實錄,受訪者已閱。

從模仿蘇聯到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系

界面新聞:新中國教育發展70年可以劃分為哪幾個階段?

顧明遠:大致可以分為3個時期: “文革”前、“文革”10年和“文革”以后40余年。具體而言,“文革”前可分為重建時期、“大躍進”時期和調整時期,“文革”以后又可分為恢復階段、發展階段和提高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進行舊學校改造,初步建立了新中國的教育體系。1957年以前,是從新民主主義教育到社會主義教育過渡的7年。到了1957年,毛澤東提出黨的教育方針,培養德育、智育、體育等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到“大躍進”時期,開展了教育大革命、大發展,但走了一些彎路,過多強調勞動,強調大發展。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遭受三年困難,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于是出臺了“高教六十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0年) 、“中學五十條”(《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3年)等條例。這些都是教育調整的結果。

“文革”以后,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們的教育逐漸走上了正軌。

界面新聞: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教育方針和目標是怎樣的?為此,國家開展了哪些教育工作?

顧明遠:1949年,我國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通過了《共同綱領》。當時規定的文化教育方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同時明確指出:新中國教育要“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特別要借鑒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

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根據《共同綱領》規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展開了幾方面的工作:從外國教會手中收回教育主權;妥善地接收全國新解放區的舊學校;對舊學校進行初步改造,包括取消在學校中的反動組織和訓育制度,取消國民黨政府設置的公民、黨義等課程,設立革命的政治課;同時,執行教育為生產服務,向工農開門教育方針,建立新的學校教育制度,發展各級各類學校教育事業,為新中國的建設培養人才。

界面新聞:在建國之初,我們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助蘇聯教育的經驗,這是否存在弊端?

顧明遠:當時,西方國家封鎖我們,我們只有向蘇聯學習。而且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基礎教育領域,我國學習蘇聯的方式之一是大量翻譯出版蘇聯教育著作和教科書。東北解放區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翻譯了許多蘇聯的教育理論書籍和教科書。新中國成立以后翻譯的著作更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我到蘇聯學習教育專業,當時我們用的教材并非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1956年回國以后,我發現國內學界對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研究得十分精細,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體系。這使我感到非常驚訝。

實際上,凱洛夫的《教育學》強調學生要掌握系統的科學文化知識,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那個時代也是正確的。但其教學過程過于僵化,忽視學生的主體性和發展,人才培養模式缺乏創造性、批判性??宸蚪逃г?0世紀60年代的蘇聯也已受到批評。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引進了許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經驗,重新重視以兒童為中心、做中學等思想,特別是新一輪課程改革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采用探究式教學、參與式教學方法。但大部分教師還是習慣用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方法,不重視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特別是“應試教育”仍然干擾著教育改革,學生始終處于“被教育”“被學習”的狀態,學生沒有興趣,沒有愛好,沒有選擇權。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盡管如此,但蘇聯的教育經驗畢竟是我國新民主主義教育建設的一部分,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界面新聞:“文革”之后,我國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教育恢復期,在這段時期,我國在教育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教育的轉變有哪些?

顧明遠:1976年,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76年至1978年,是撥亂反正時期。教育領域通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逐步恢復教育事業的正常秩序。特別是在鄧小平的指示下,1977年恢復高考,極大地鼓舞了教育工作者的信心和積極性。1978年3月和4月分別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兩次會議對教育戰線上撥亂反正,使教育事業和教育科學研究走上正軌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會確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國教育理論界認真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教育理論建設,同時努力吸納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新理論、新經驗,力圖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體系。

界面新聞:這70年間,我國與教育相關的法律體系也日趨完善,《教育法》這部重要法律從起草到頒行, 歷時10年,在您看來目前的教育法律體系還存在哪些不足?

顧明遠:我國現行《教育法》涉及的原則性問題比較多,但是很多細節的問題仍需完善。比如說學校的責任和權利是什么?學校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學校到底能管哪些方面,現在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學校,學校能承受得起嗎?所以我提倡要制定《學校法》,要明確規定學校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明確學校的責任邊界。

另外,大家也一直在強調《學前教育法》的重要性,但是實際上到現在也還沒有制定出來。所以,我國的教育法律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界面新聞:這70年來,有哪些重要的轉折點?

顧明遠:第一個轉折點是1985年,此前是我國教育恢復時期,此后則進入了教育大發展時期。因為這一年國務院召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同時提出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等等,從此中國教育就走上了正軌。

1993年和1999年是兩個轉折點。1993年,國務院發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教育發展規劃綱要,成為20世紀末中國教育的行動綱領,由此中國教育就快速發展起來。而到了 1999年,改革開放后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則標志著一個新的教育發展階段的到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這一時期最大的變化就是高等學校擴招,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

盡管1993年,國家就提出要實現教育現代化,但直到2010年國家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才正式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把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作為工作重點。所以2010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

2018年,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得以確立,我國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則標志著中國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九年義務教育:從普及到全面免費

界面新聞:您剛才把1985年列為一個教育發展的轉折點,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85年國家提出了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在此之前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情況是怎樣的呢?

顧明遠:我國一直在強調普及教育,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更加重視普及教育的問題。在此之前,小學教育是分兩段,1-4年級是初等小學,5、6年級是高等小學。為了普及教育,我國于1951年開始制定學校系統,把小學教育由6年變成5年。但是因為當時經濟條件還達不到,這一改革未能落實。但是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小學也逐漸變成6年一貫了。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已經樹立了一些普及教育的典型,比如1964年,河北省的陽原縣在全國率先普及小學教育,被《人民日報》社論譽為“教育戰線上的一面紅旗”。20世紀80年代后期,陽原縣又成為全國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驗縣,教改工作受到了原國家教委的表彰。所以實際上,中央政府一直很重視普及教育這一任務,但受到了經濟條件的限制,進展比較緩慢。

界面新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85年提出普及義務教育的契機是什么?當時是否存在阻礙?

顧明遠: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要恢復,要發展,所以更需要人才。大家都呼吁,我國要用法律的形式普及義務教育。所以,1980年,中央下發文件《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決定》,要求普及小學教育。到1985年,國家意識到只普及小學教育還不夠,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當時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小學教育已經無法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所以提出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5年召開了改革開放后第二次教育工作會議,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過程是很長的,當時出現了一些爭論,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國的經濟條件能不能滿足九年義務教育的要求?我們需要提高國民素質,但是我國過去經濟發展比較滯后,這需要一個過程,所以按照最初的政策,并沒有做到完全免費,還是要收一點學雜費。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才真正做到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在1985年之后,我國一直在爭取免費,但直到2007年修改了義務教育法,才真正實現全部免費。

界面新聞:那么從1978年到1985年期間,我們為了義務教育的普及工作,具體做了哪些鋪墊?

顧明遠:剛提到的1980年要求普及小學教育,就是在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做鋪墊。另外,開了很多座談會議,全國人大的教科文委員會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討論的問題包括:我國能不能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還有一些什么困難?隨后,在一些已經開展普及工作的省市做了相關調研工作,最后中共中央才做出決定。

界面新聞:其實較于我國港臺和歐美地區的教育發展情況,您覺得我們從1985年開始提出普及義務教育會不會太晚了?

顧明遠:從整個世界來看,當然已經晚了,別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初就普及了。但是,從我國大陸的發展情況來看,并不算晚。因為我國此前是“一窮二白”,改革開放后經濟情況尚處于恢復期,我國就于1985年迅速提出這一政策,相較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而言,事實上還有一些超前性。

界面新聞:從1985年開始提出要普及義務教育,但實際上到了2008年我們才全面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您認為遇到的阻礙是什么?

顧明遠:就是經濟發展滯后。早在1993年,中央就決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達到4%,并把這一目標寫入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再次重申了這一目標。但一直到2010年才達到。而這正是得益于我國近幾年經濟迅速發展。在此之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低。而經濟是基礎,沒有錢怎么辦教育?所以為什么提出義務教育以后,過了十幾年才真正做到免費。這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經濟基礎不雄厚。

界面新聞:有學者提出要進一步提高教育財政支出的GDP占比到5%,您怎么看?

顧明遠:如果從全世界來看,教育的投入已占到5%以上,但我們現在還是4%,所以國家需要增加教育投入,才能促進教育優先發展。但實際上,最近這幾年的投入水平還是在提高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已經超過4.2%。從總量來講,已經達到4萬億元人民幣。

界面新聞:實際上,伴隨著教育水平的發展,我國對教師隊伍水平的要求也不斷在提高,但是實際上教師隊伍仍然良莠不齊,您認為在這70年來,我國教師隊伍建設還存在哪些問題?

顧明遠:這70年來,我國教師隊伍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所提高,現在除了鄉村代課教師以外,大多數教師學歷合格,但教師的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因為很多老師學歷合格了,但可能沒有學過教育的專業理論,沒有經過系統的訓練,教書育人的能力還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優秀青年大多不愿意加入教師隊伍。沒有好的老師,怎么培養好的學生?

最主要的問題是,教師待遇普遍偏低,尤其是農村的教師。另一個問題是,教師的社會地位不高,社會對教師尊重不夠,卻有很多要求,一旦出事就是教師的責任。所以,黨中央去年發了一份關于教師隊伍建設的文件,想逐漸提高教師的待遇和專業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大會上也提到,要努力提高教師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業地位,讓廣大教師享有應有的社會聲望,同時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師傾斜,不斷提高教師待遇,讓廣大教師安心從教、熱心從教。

界面新聞:我國從2007年開始實施師范生免費教育試點,并在2019年由“免費“變”公費“,這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師資緊缺的問題,在您看來,我國的這一舉措的成效如何?

顧明遠:應該說有一定的成效。當時國務院提出免費師范生的政策,主要目的正是為了加強教師隊伍建設,鼓勵一批青年能夠讀師范,投身教育事業。免費師范生實施幾年來,經過政策調整,總的情況是好的,充實了中西部地區基層學校的教師隊伍。

但是在我看來,當時具體的制度設計也存在一些問題。按照規定,師范生當時是需要回到生源地履約10年,服務年限太長,而且青年們面臨著組建家庭、生活壓力和遠離家人等問題,所以影響到政策的吸引力。首屆免費師范生中僅有31.9%的學生愿意從事教師職業,回到貧困落后地區從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更低,更多的學生都選擇了一線城市。即便回原籍的那部分畢業生,大多也去不到農村,而是去了當地的縣城。

也正因如此,近年來這項政策有了變化,由“免費”到“公費”。實際上,叫“免費”本身是不太準確的,因為并不是沒有出錢,而是由國家出錢培養。改為“公費”之后,其中一個意義是使師范生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公職人員,增加教師的社會責任感,樹立為公眾服務的意識。

同時,也彌補了政策設計的部分缺陷,比如將履約年限由10年縮短到6年,到城鎮學校工作的公費師范生,應到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任教服務由至少2年縮短為至少1年?;刮Ψ渡翹峁┝松鈐斕穆肪?,師范生按協議履約任教滿一學期后,可免試攻讀非全日制教育碩士專業學位。所以,政策變動之后,更具有吸引力。

城鄉教育差距的根源是經濟差距

界面新聞:伴隨著我們義務教育的普及,入學機會增多,就學規模擴大,如何維護教育公平,成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城鄉教育差距。我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重視農村教育發展?主要做出哪些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顧明遠:實際上,我國從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時就已經開始重視農村教育的發展,特別是2010年《國家教育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后,認為農村教育依然是短板,城鄉的經濟差別很大,導致城鄉的教育差別也很大。這是因為我國的教育經費,尤其是義務教育公用經費,是依靠地方省級財政支出。各省的經濟水平不同,所以盡管全國已經達到平均4.2%的投入水平,但從各個省來看,有的省達不到這個水平,這時就需要國家用轉移支付來支持。

對我國而言,促進教育公平是一個非常重要,但也比較困難的問題。在普及義務教育以后,國家就針對農村教育的短板問題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是增加投入,要求農村校舍等基本教學設施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同時,提高農村教師的師資水平。對此我國采取了很多辦法,比如自2006年起,每年有近10萬名大學生去鄉村做特崗教師。另外,最近國家還提出了農村教育振興計劃,通過補貼農村教師,增大農村教育投入,縮小農村教育與城市的差距。 

此外,十八大以后提出教育要城鄉一體化,所謂一體化就是要同等待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教育均衡發展,還并未達到全省全國教育均衡發展,而還在努力實現縣級內部的均衡發展,因為我國各省市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太不均衡了,所以教育公平是逐漸地推進。 

界面新聞:有學者認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匱乏問題才開始變得突出。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顧明遠:分稅制對教育的確是有影響的。因為從1985年提出九年義務教育,一直到上個世紀末,農村很多教育經費,都是靠農民出的錢,所謂“人民教育人民辦”。 到本世紀,國家逐漸增加投入,縣里也有了一些教育附加稅,就可以通過政府稅收辦教育。但在稅收改革以后,中央收回了稅收權。不過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中央也通過對貧困農村轉移支付,試圖彌補影響。所以分稅制改革之初,對農村教育發展是有影響的,但是現在已經不存在這一問題了。

界面新聞:我們梳理發現,國家一直是很重視農村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但是長期以來城鄉教育不公平問題仍然飽受詬病,在您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入點在哪?

顧明遠:主要原因還是各省市經濟發展不均衡。我國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是“省級統籌,縣級管理”,但是現在很多省將統籌權下放到縣,這就導致部分縣教育經費不足。所以一方面我國還應強調教育經費省級統籌,而不是僅用縣里的財政。另一方面,全國應該規定人均教育經費最低水平,如果部分省份達不到這個水平,中央最好能夠轉移支付來補貼。由此來達到初步的均衡。

界面新聞:作為我國教育體系的神經末梢,鄉村小學近年來因為學生和教師師資結構比較不合理,班師比不合理的問題,屢次引發外界的關注,但實際上也正是這些學校滿足了農村弱勢家庭的教育需求,使得大量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學齡兒童有學上。于是不少專家就開始支持農村的小規模教育,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顧明遠: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面有的村小規模太小,很難開課。如果一所學校只有十幾個學生,而小學加上中學共有13門課程,老師不可能所有課程都能教。所以部分地區通過 “撤點并校”來提升教育質量。但這又導致了新的問題,在一些很貧窮的山區,一旦撤銷村小,這些山區的孩子上學就更加困難,甚至失去就學機會。此外,小學對鄉村的文化建設是很重要的,如果撤銷了村小,部分鄉村則可能失去了文化發展的機會。

所以,很多學者提出應保留村小。我個人意見而言,農村的小規模教育應該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盡可能保留村小,如果開課出現困難,可以請中心學校的老師去代課,還可以利用現在的遠程技術去彌補師資短缺問題。總之,最重要的是要保證每個孩子都能上學。

界面新聞:您剛剛提到了遠程教育進村小,您覺得這是否可行?

顧明遠:雖然遠程教育已經可以滿足很多學習需求。但是在一些經濟不夠發達的地方,用電用網都困難,教師的信息技術水平可能也不夠,在這些地區完全依靠遠程技術發展教育恐怕還面臨很多困難。

高考改革之難:仍需扭轉教育觀念

界面新聞: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一度使中共中央只得批準動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來印刷考卷,作為“撥亂反正的第一聲號角”,為什么恢復高考在鄧小平看來是迫切的?

顧明遠:改革開放搞建設需要大量人才,但是當時我國初等教育尚未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左右,教師隊伍合格率極低。雖然1973年有少數高等學??頰猩?,但學生大多只有初中畢業水平;入學條件沒有規則,走后門現象嚴重等,挫傷了青年的積極性;“讀書無用”的思想烏云彌漫于整個社會,全中國成為一片文化沙漠。所以鄧小平立刻發出一聲號令恢復高考,一掃烏云,讓我們重新見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光明。從此,我國教育逐步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并迅速地發展。

界面新聞:自恢復高考之后,我國的高考也幾經改革,比如由雙規到并軌改革,由全國一張卷到分省命題等,但它仍飽受詬病,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顧明遠:恢復高考為我國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實施三十多年來,它的缺點和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際宰魑“穩瞬諾氖侄?,具有公正性、公開性的特點,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

首先,一次考試很難考出學生的真實水平,“一考定終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學生,可能因為一次失誤而遺恨終生;其次,它對教育起到制約作用,容易束縛學生的思想,把他們的學習束縛在應對考試的軌道上;最后,由于我國地區發展差異很大,采取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而各省份錄取的分數線又不同,易造成地區間的不公平。隨著考試競爭愈演愈烈,“應試教育”應運而生。

界面新聞:2014年,我國開始推行“新高考”試點,近期各地也出臺了具體方案,這是否能夠扭轉“應試教育”的局面?

顧明遠:要發展素質教育,必須推動考試評價制度的改革,因為考試評價制度是指揮棒。近年來,不僅是高考形式在變化,高考的內容也在改變。這一系列變化都是為了引導學生提高素質,提升我國教育質量。新高考一方面給了學生選擇權,除了三門主要科目,其余的科目都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選擇。另一方面,考試的內容再度轉變,由考核課程知識為主逐漸轉變為考察素質水平。而且增加了綜合素質評價。

但整體上,我認為目前還沒有達到我們改革的預期,還需要繼續探索和調整。比如,綜合素質評價在落地時還存在很多問題。我們當初設想的綜合素質評價并非量化考核,把學生各種表現分成三六九等,而是想讓學生和教師記錄下學生在上學期間到底做了哪些事,參與了哪些活動,有著怎樣的表現。與此對應的是,高校在錄取學生時,就可以針對不同專業需求,查看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記錄是否適合學習本專業,而不是所有學校、所有專業都僅僅看一場考試的分數決定去留。

界面新聞:這樣的轉變,是否存在一些阻礙和爭議?

顧明遠:爭議肯定是有的,但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所有改革都有一個探索前進的過程。家長普遍認為考試分數是最公平的,通過學生素質表現來錄取,容易出現“走后門”等不公平的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與中國的人情文化與傳統教育觀念有關。另一方面,不只是考試制度制約著教育改革,社會的評價也嚴重影響著學校教育。什么是好學校?什么是好老師?什么是好學生?現在評價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升學率,就是考試成績。一切事情都是用唯分數主義來衡量。 

界面新聞:您對我國教育發展還有哪些期待呢?

顧明遠:針對教育的發展,我國如今已制定了《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和《實施方案》,也明確提出了一些指標。事實上我認為完成那些數字上的指標可能并不難。更重要的問題是需要提高我國教育質量,轉變我們的教育觀念。

如今的教育觀念還未完全轉變,仍然以應試教育為主,素質教育推進艱難。無論是從各級政府,還是社會大眾,都需要轉變觀念,不應只盯住清華北大。這與我們重學輕術、讀書做官等文化傳統有關。但是我們要認識到,每個孩子的素質和興趣是不一樣的,讓所有人走同一條路是不切實際的,也不符合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到了當代,我們應當樹立“行行出狀元”的觀念,我國如今強調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成為世界的工廠,實際上很需要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培養技工。但我們很少人愿意讓孩子讀職業技術教育,當工人。這不單純是經濟收入高低的問題,其實現在技工人才供不應求,“藍領”的收入未必比“白領”低,但是多數家長還是都希望孩子去當公務員,做科研人員,就是個觀念問題。唯學歷、唯分數和唯文憑這樣的評價體系不改變,很多傳統的教育觀念不轉變,我國的教育就很難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要意識到,教育最關鍵的是立德樹人,培養出有思想、有追求、有高尚品格的學生,而不是讓所有人上同一所學校,以后去干同一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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